赵必振，祖籍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生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逝于公元1956年。他出生于官宦世家，清廉传家。高祖赵慎畛官至广西巡抚、闽浙总督，勤政爱民、不惧强权、两袖清风，唯有祖宅藏书楼传于后人。赵必振父亲赵夑和长年游宦两广，不贪分毫，病逝于广西怀集县（今属广东）知县任上。优良的家教和父辈的言传身教对少年赵必振有着较强的正面引导作用，使得赵必振从小就勤俭节约、朴实做事，直至终老。

从政坚持律己奉公

1909年至1928年，赵必振随熊希龄至东三省任职，身兼热河财政厅长、国税厅长、榷运局长、热河官银号监理官、银行监理官五职为一身，且每个职务都是实权肥差，油水丰厚。在此期间，赵必振不但没有任何贪贿之举，甚至连本来可以正常领取的薪水都放弃。他坚持廉洁奉公，兼任五职，却只领一种职务的薪水，他在自传中写道只领了“硬顶硬的一份薪水”。他在热河期间，提出了地税、国税分税的财政改革观念并实施。为改善热河财政入不敷出的境况，赵必振率先进行机构改革，裁撤部分重叠的财税机构，将热河道、避暑山庄、各库等并入财政局库，减少冗局冗员；征税时力主均分税目，厘分中央和地方财税权限。同时，在熊希龄的大力支持下，赵必振还开展一系列金融创新，如筹建热河银行，整顿盐务、开展盐税改革。由于为老百姓减免苛捐杂税，改革触动了地方豪绅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再加上熊希龄赴北京政府任职，赵必振的财税改革举措成效不是特别明显，但其经世致用、务实干事的精神可敬可叹。

治学广推国学传承

赵必振在治学方面兼备求新与传承，一方面他积极接触吸收新思想、掌握新方法，先后翻译出版了《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著作，对当时国人的思想觉醒与启蒙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他强烈意识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绝不能放弃祖国文化。“吾决非敢拒舶来之文化也，但亦决不敢将舶来之文化，移而为代替祖国之文化。”强调国学是“关系国家之兴衰存亡”的大事，“凡一国能生存于世界，必有悠久的文化，假使全国之人，于国家相传之文化，懵然不知，则国虽未亡，而其人实已自绝于炎黄子孙。”赵必振自1928年从北京政府财政部门退职后，一直辗转北京、长沙、常德各学校，从事国学教育。他在教学中，时常提醒学生不忘国家之危亡，认为“先以救国为前提，国家永存，而后政治学术，皆有所附。”在实际学习、工作、生活中不可夸夸空谈，应以经干实干为要。“吾愿今之学者，急求经世有用之学，以救危亡，勿徒好高骛远，空谈无补，自娱娱人，万劫而不复也。”“跷足以待，是所望于可畏之青年也，同学勉之！”

传家力求勤俭清白

赵必振有过两任妻子，共生了6个子女，至20世纪40年代，子女中仅存一孤僻有精神疾病不能自理的中年儿子和女儿赵思丽（后嫁去南县），家中还有江浙籍继室老母和一个老年哑巴弟弟，以及收养的小孙女赵贻安。家中数口人，均无工作能力，全部倚靠赵必振一人养活。当时他家中仅有田产五石（约30亩），且因早年为官从政均廉洁谨慎，身无余财。至常德解放时，时年76岁的赵必振仍然在湖南省立第四中学（今常德市第一中学）担任高中部国文教员。可见赵必振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时也能窥出其家贫若此、无力维持，非外出工作不能养家。赵必振早年革命及从政，交游广泛，中老年时期专注教育，学生遍南北，他一直严禁家人借其身份谋利，甚至将家小长期留在常德老家。从政从教半个世纪，赵必振晚年将田产、祖屋悉数上交国家，唯孤身一人，余光发热。其仅剩的外孙女、养孙女二人均以自身能力参加工作，为祖国建设离乡远赴，临别时赵必振只以自己的部分书稿相赠。

家风是支撑一个家庭乃至家族世代前行的精神内核，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和道德内涵。好的家风，能够让家人助力筑牢拒腐防变的基石，促进家庭和谐，子女健康成长，自身稳定向上，形成良性循环。当前廉政建设强化家风培育，注重清廉传承，倡导清廉家风的营造，有利于增强廉洁自律的个人意识与集体认同，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营造廉洁清正的氛围和风气。（市委党史研究室 翦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