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队长”，队里老一辈的人都这样称呼着外公。也许因为外公是自己的亲人，别人一声声的“周队长”，在我听来就有一种特信赖、特亲切的感觉，而且听来那么的顺口。外公姓周，今年已七十七了，20来岁时就因生产积极、群众信任，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当队长20多年，如今卸任也有二十几年了，队里的人与外公打招呼还是“周队长”前、“周队长”后的。也许是别人喊顺口了的缘故，而我则总认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因为后来当队长的人也有四、五拨，多的当了七、八年，少的也有三、四年，没当队长后好像也就没人再喊了。我在想，这“队长”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啊!要当在人家心里，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去年5月份，我换了工作环境，特地将这一个喜讯告诉了外公。外公认为我调到一个重要部门，一番叮咛，殷殷情切，嘱我把人做好、把事做漂亮。没事闲扯时，还讲起了他经历过的一些人和事，想必是让我有所启发吧。

　　不带头，哪个听你？

　　外公当生产队队长时，还是大集体计工分。一个队、二三百号人，队长负责喊出工、计工分、年底算账。父亲回忆说，那时候的事啊好像怎么也搞不完，天天都要出工。外公总是先天收工前布置好第二天的事，第二天早上一遍“出工”喊过后，也不多喊，就带头到田地里忙活起来。当生产队其他的人陆续来的时候，用早起的一段时间他已小有收获，插秧时，就已扯了一丘秧，割谷时，快割完一垄稻子。但记工分时，外公从来不跟自己多记。这样带头吃苦又吃得亏，使一些想偷点懒、耍点滑头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原来几个故意拖拉和借口说孩子要照料的人，慢慢地也能正点出工了。队里人在扯当年大集体的事时，总是说外公这个人“真的没得讲”！外公当队长的时候，生产队没有一年收入不好的，家家户户都挣足了工分，保证了吃饭。按外公的话说，“当干部的，你不带头，哪个愿意跟你干啊!”

　　不公正，哪个服你？

　　外公在生产队队长任上两年后，又被当选为大队委员，决策整个大队的事时也就有了发言权。外公说，那个时候，大队委员会的权力很大，整个大队二千多人，大小事都由大队委员会决定。大队委员来开会，决定什么事，都要表态发言的，还要在记录本上签字。特别征兵、上面选人的事，竞争也相当激烈，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跳出农门，到城市去呢？参军、推荐出去做事就是个机会。有的父母为了儿女能走出农村，挨个到大队委员家去说情。都是乡里乡亲，选了这个掉了那个，不好做呢。这个时候，大队委员会就定了一个规矩，任何人都不准要人家一点东西！有一年，上面要求推荐3名有学历的年青人去学医，本来队里有3名应届高中生是最符合条件的，可是大队书记的弟弟很想让自己的女儿去，但又只初中毕业。书记的弟弟就一家一家跑到大队委员家里打招呼。外公说，选吧，不公正，不选吧，是书记的侄女儿，不看僧面看佛面！到了大队委员会议上，最后还是大队书记一锤定音：“我的侄女儿不够条件，不参加推荐。”后来，三个选去学医的有两个留在县人民医院，队里的乡亲不管哪个到了县医院看病，都招呼得像家人，人家还是感恩的！外公感慨地说，那时候，大队委员的威信高啊，说上一句话，群众都响应，大家都服！

　　不是你的，哪个敢拿？

　　70年代末，公社筹资举办了鸭厂，外公被调任厂部指导员。他说，和生产队比较，鸭厂的条件就是“天上”了。鸭厂比较有钱，有公社拨的买鸭仔、买粮食的资金，还有出售成品鸭、蛋的收入，这些钱都是放在厂里的，一年结存下来，厂里的资金有3、4万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啊！厂里只是每年底向公社汇报一下厂里情况，滚存的资金就放在信用社，随支随取。但那个时候的人觉悟高、思想纯，只有保护、爱护公家财物的想法，想都没想过捞公家的好处，好像也没有“监督”这个概念。虽然干部的工资一年只一百多块钱，但所有用的钱、挣的收入都是如数登账，没有哪个敢私藏半分，群众的眼睛都看着呢！即使遍地是鸭子、鸭蛋，厂部食堂也只是逢年过节才开点荦，唯一的待遇，就是和公社干部一样早上有白面馒头吃，这让生产队的人觉得羡慕。有一回，厂部有个工人悄悄藏了几个鸭蛋，偷偷带回去给家里人吃，不料很快就被队里人举报，反映到了厂里。外公说，幸亏错误不大，只是召开全厂批评会议，那个工人作了深刻检讨后就被开除回生产队了，要是错误大的话，还得到厂里、队里开批斗会。那样的监督力度，那样的执行力度，你想，哪个敢去“捞社会主义的羊毛”啊！  （易盟）